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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人类智慧  共谋全球发展_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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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年07月10日 00:00:00

共享人类智慧  共谋全球发展

——从“国经中心”亮相全球智库论坛看中国智库发展
□  王建军/文

      首届全球智库峰会7月2-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位政要、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全球500强CEO及国内各大企业、各研究机构代表共1000余人聚集一堂,就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的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峰会组织者则是被誉为“中国最高智库”、“中国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组建3个多月之后,在全球智库峰会正式亮相,给人们带来不少期待,中国智库正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
      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开幕式上表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各国经济的运行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人类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全球性的难题和挑战,这需要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贡献智慧,为这些问题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希望来自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能够集思广益,畅所欲言。
      3天中,全球智库展开了头脑风暴,集体“会诊”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各抒己见,共谋出路,也从不同层面对G20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金砖四国”峰会精神做出响应。尽管视角各异,观点不尽相同,但在激烈的交锋中,全球经济的脉络和未来的走势逐渐变得清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价此次峰会时说,办个智库比较容易,开一个全球智库峰会不容易,中国没有过,全球也没有过,做成这个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就是峰会最大的成功。国经中心闪亮登场,成功举办本届全球智库峰会,使智库的作用与发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智库发展的现状
      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在全球总共有5465个智库,其中1872个在北美,1208个在西欧,在亚洲有653个,在拉丁美洲则有538个,在非洲有424个,在中东及非洲北部则有218个,大洋洲则有38个。美国依然是全球智库研究能力最强大的国家,拥有1777个智库。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10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10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中国大陆被美国学者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而据中国学者研究统计,中国智库目前已达2000多家,在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
      中国智库由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等组成。但是,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官方智库沦为“官方传声筒”的说法长期存在;民间智库难被政府信任;大学研究机构由于自身的评价体系,致使其研究方向长期脱离实际。
      当前,国际、国内事务越来越复杂,公共决策市场需求逐年扩大,智库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智库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在中国,智库的作用表现在国家公关上也越来越被政府官员所重视,近年来,中央政府意识到智库在国家软实力过程中的作用,在国家公关方面,中国智库尝试走出国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智库取得发展的同时,中国智库学者“走出去”往往是被动接受。在此期间,国外智库资金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直接影响了中国智库价值观等,进而影响中国国家政策。据了解,兰德公司等国际知名智库均在华设置办事机构,并长期运营。
      这种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与美国加以对比。在美国,以及在任何其他国家,智库的绝大多数是民间的,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中国却恰恰相反,大多数研究机构直属政府,即便属于事业单位,也因为事业单位的高度行政化,与政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其经费的部分、甚至相当部分由政府划拨。除此之外的民间智库非常少。由于制度环境约束,它们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强生存下来,它们的意见亦往往难以受到重视。实际上,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最近若干年以来,民间智库处于萎缩状态。
国经中心成立的背景
      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近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圈可点,但智库发展受到忽视,是个短腿。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更提醒了我们智库建设的重要。
      中国需要更多智库,需要具有更高水准的智库。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关键的转折点上,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仅从内部来看,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目前的增长速度急剧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现象?高速增长期是否已经结束?未来的增长态势是什么?同时,高速增长也一直伴随着结构失衡的日趋严重,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这些失衡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解决?
      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并不匮乏。第一,中国有世界上很少见的国家性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社科院、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他们的设立就是为了服务决策;第二,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大学。上述两类机构尽管承担着纯粹学术研究任务,但有大量学者专门以承接公共问题研究的项目为业;第三,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都有属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属于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院所;第四,中国也有世界第一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人统计说,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
      但是,不论是公众,是政府决策机构,或是学术界、舆论,还是智库局内人,对于目前中国专以公共问题的实际研究为指向的智库的状况,不很满意。研究经济问题的大多数智库去年的预言成为笑谈,而很多决策、甚至立法,也明显让人感到,制订者并没有充分地理解社会的状况,其方案也有失粗糙,甚至常有明显疏漏与自相矛盾之处。
      长期以来,中国智库自身的评价体系、公信力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智库鲜有显著成就。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弱小,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与西方智库交锋,长期处于劣势。“中国的智库存在一些不足,因受到所在主管部门的局限性,在研究方向、内容上比较单一,出来的研究结果仅限部门观点,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更少。” 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表示。
      而国经中心的成立正弥补了这一空白。郑新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政府渠道和企业之间的交流比较多,但是智库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较薄弱,因此,就萌生了组建中国民间智库的想法。于是,和他有类似想法的同志请来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牵头搞这个研究机构。在报告呈送国务院领导之后,经过国家发改委、民政部批准,又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于今年3月20日正式成立。目标就是办成民间智库,融汇高层、权威资源,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研究,为公共政策提供智力支撑,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咨询服务。
国经中心的特点和资金来源
      郑新立表示,较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等机构,国经中心成立时间短、力量少。但我们的优势是拥有一大批层次高、有威望、人脉广、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一个成功的智库,经验、人脉是第一位的。
      国经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理事会成员有现任部长,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和张国宝等;有国开行董事长陈元、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等;有来自地方、部委、核心研究部门的资深人士,如中央政研室原主任滕文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国研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等,秘书长是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别看有个“原”字,他们都曾长期在重要位置工作,谙熟宏观政策,知道用户需求,在重大经济问题研究上能继续作出贡献;还有像北大教授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专家,能领衔组织一些重点课题。
      社科院、国研中心等机构,有的长于经济理论研究,有的长于国内经济研究,而国经中心更注重国际经济,并结合国内经济走向展开对策性研究,把握火候报送中央高层,用曾培炎理事长的话讲,是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在运作上是开放式,既坚持研究的原创性,又不断吸收其他中外研究机构有实用价值的成果。比如中心成立以来已有20个课题在网上公开招标。于6月下旬启动的“经济每月谈”,请年轻人主讲,向全社会开放。
      谈及资金来源,郑新立表示,新智库要用新机制。我国研究机构多设在党政机关内部或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则是由民间资金赞助。国外同类机构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就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7000多万美元。国经中心创立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以后就不管了。所以我们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多家央企,国内企业现在有热情也有能力扶持民间智库。将来还要吸收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加盟,确保基金来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也不会为哪家企业说话,而且我们的成员跨部门、跨区域。总的目标是筹资规模达到5亿元,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
美国经验对我国智库的启示
      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参会人员级别之高,会议规模之大,备受世人瞩目,也让世界智库界叹为观止。而中国智库的话语权究竟有多大?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往何处去?这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莉丽指出,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能力和舆论影响力,而不是其规模和级别。对于中国的最高级别智库而言,由于汇聚了一大批卸任和在任官员,信息向上传递的渠道是一大显而易见的优势。除此之外,还需要高质量的创新思想,才能具有更大影响力。思想库的创新能力来自于其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
      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思想库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思想的市场和成熟的运作机制。从经济学的视角,美国思想库作为一个在思想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其产品是“思想”,其目标消费者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群体。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主要因为四个因素:良好的市场环境,充足的市场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和全方位的市场营销。
      第一,良好的市场环境是美国思想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的土壤,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比如经济上,一方面,美国的商业繁荣产生了很多富可敌国的财团,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以及美国的宗教文化,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种观点自由辩论、碰撞,各类思想库互相竞争、优胜劣汰。再如文化上,美国倡导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权利主义等使得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希望通过思想库的创新思想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水平。
      第二,没有市场的需求就不可能有思想库市场的繁荣。美国思想库面临两方面的市场需求,一是思想需求,二是人才需求。所谓思想需求又分为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指美国政府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需要思想库提供的思想支持。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在美国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繁荣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所以繁荣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因为强大的社会需求。那个时代,国际格局发生了大分化、大组合、大变动,冷战状态仍然持续着。同时,西欧、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美国经济形成一定的挑战。越南战争的失败,古巴导弹危机,国内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许多复杂问题,都使人们对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关注。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而这是依靠少数政治领导人及其助手难以实现的。于是,各具特色的思想库大量涌现。据估计,这一时期的思想库占美国现有思想库的一半以上。第二个层面是指美国媒体需要思想库以舆论领袖和舆论精英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读和创新观点,以提高公信力和收视率,而思想库需要借助媒体传播影响力。第三个层面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思想库的需求。思想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开辟了一个政策交流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哈贝马斯所追求的“公共空间”的功能。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在这个公共空间可以就政策问题轻松、自由地交流。所谓人才需求是指4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对政治人才的需求很大,而思想库承担了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作用。
      第三是产品质量。决定思想库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又在于思想库研究人员的素质、思想库本身的独立性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美国思想库研究人员比较多元,大多数是具有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的学者,一部分是前任政府官员,还有一部分是资深媒体从业者。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美国思想库大多是非党派、非政府的研究机构。为了保持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思想库的资金结构非常多元,一般来自基金会、企业、个人、政府。不同的思想库在具体的资金模式上又有所不同,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因为有数额庞大的捐赠基金,不需要依赖外部资金也能维持正常运作,因而在研究选题上有很大的独立性;总部位于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除了依靠一些大财团外,会员的会费也是其资金来源渠道。而传统基金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会员资金。
      美国很多大型思想库都有自己成熟的运行机制。在思想库机构和内部人员设置上,一般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政策研究为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研究部门分为五大部门:外交政策、经济研究、城市研究、全球经济与发展以及政府研究。每个部门由一位副总裁负责。不同部门下设不同研究中心,由主任负责。研究中心内部是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资深学者、研究学者、访问学者等。一般资深学者配有一到两名研究助理。这是整个的政策研究系统。行政管理则分为资金管理、后勤服务、媒体服务、管理培训、出版社,每个部门各设一名副总裁,直接对总裁负责。其中媒体服务的副总裁负责整个思想库研究产品的推销,一般由具备政府公关或者媒体背景的资深人士担任。
      最后则是市场营销。没有高效的市场营销,就没有思想库舆论影响力的最大化。美国思想库作为生产舆论和思想的工厂,其目标受众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近20几年来,随着思想库数量的蓬勃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美国思想库逐渐加强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力度,采取各种方式和渠道影响舆论和政策。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思想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所谓人际传播方式主要是指美国思想库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关系网。“旋转门”机制使得人际传播方式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组织传播是美国思想库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他们通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的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思想库还会举办各种中小型的会议,受众仅限于被邀请的特定人士,会议内容不对公众开放。美国思想库在组织传播中采取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举办各种短期的培训项目。通过组织传播,美国思想库为社会公众、决策者、专业人士构建了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接受外交政策教育的基地。
      在美国思想库的早期发展阶段,大众传播模式一直是被忽略的。自19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趋势和思想库之间竞争的加剧,各大思想库都加强了对大众传播模式的重视。目前,美国思想库在其管理结构中,大都设有专门负责信息传播的部门,所有的思想库都有自己专门的网站。美国思想库借助大众传播模式可以设置政治议程,塑造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到决策者,最终影响到外交政策。大众传播模式又可分为纸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3种渠道,不同的渠道承担不同的作用。这三种媒介渠道中,网络媒介以其信息传播的快捷、互动、全球化成为美国思想库众多传播渠道中的新宠,是美国思想库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通过网络媒体,全球网络用户都可以了解美国思想库对外交政策的分析,从而潜移默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美国的软实力。在美国思想库的信息传播中,纸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也是同样各具优劣,3种媒介渠道共同承担着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的作用,纸媒介的舆论影响力更侧重长期性,电子媒介在舆论的形成中注重放大和引导,而网络媒介侧重于互动和全球性。
      诚然,美国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的产生依赖于其生存的特定的国情,中国智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从而寻找到一条实现中国思想库舆论影响力的现实途径。目前,中国思想库在数量上应该说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是需要在创新能力上下功夫,也需要提高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在市场环境的层面,中国政府需要为思想库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市场环境,让民间智库也得到适宜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思想创新的氛围与市场。可以考虑首先建立民间政策咨询机制,为思想库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其次,政府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要对思想库给予大力的扶持,鼓励中国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再次,政府要提高公众对思想库的认识,并且要引导社会公众对思想库所表达的不同观点的宽容度。
      就产品质量而言,中国思想库要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在内部机构设置上,要明确思想库以研究部门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资金外,要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在研究人员设置上,要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大胆启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因为思想库所从事的是事关现实决策的研究。另外,中国高级别的官方智库,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渠道优势,要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善于整合研究资源。
      在市场营销层面,中国思想库要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让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思想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的,其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培养社会公众合理有序的政策参与能力。除此之外思想库的市场营销不仅要着眼于本国,还要着眼于世界,要充分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意义和价值。
      而今,大国崛起,其思想库的发展和舆论影响力不容滞后。中国思想库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尽管路还很长,但是已经在路上。
背景链接
      智库(ThinkTank),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最初也称“思想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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