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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经济理论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_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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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年05月17日 00:00:00

从外部经济理论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  赵晨  陈蕾/文

    外部经济的基本概念
    经济学所讲的外部经济(externality)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部门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有益的影响称为正的外部经济,有害的影响称为负的外部经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经济是指某一经济活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个体经济单位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从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造成市场失灵的现象。
    一个最简单的负的外部经济的例子就是“竭泽而渔”,只图短期效益,吃到了鱼却破坏了环境,而后打鱼人一走了之,给周围居民带来的损失打鱼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文试图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论述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忽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会给社会经济带来额外的成本,即负的外部经济,从而证明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必要性。
    高资源消耗推动高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
    自1993的宏观调控之后,中国经济步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进入21世纪,受房地产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带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GDP出现连续10%的年增长率,没有人怀疑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但是,由于这些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资源依赖和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以一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论,中国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中国用40%的能源消耗增长率换来了10%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这样的增长方式显然不可持续。
    由于技术落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GDP的高速增长是以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负的外部经济问题。我们在看到房地产业和出口产业的高速发展为自身行业创造价值,以及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它们所带来的不由其自身承担的社会成本。地产过热,导致城市规模无序扩大,造成交通拥挤、煤电紧张、空气污染。这些成本并不由开发商承担。开发商只要能批到地皮就能获取高额利润,没有人会为节能降耗,建立新型环保社区支付成本。而出口产业的高增长和价格无序竞争,造成国内有限资源的过度开发,出口部门虽然获益,但是自然环境却遭到破坏。
    这些例子能够充分证明片面追求高经济增长在给受益部门带来收益的同时,却让社会和其他经济部门承受了额外的成本。由于法律的缺失,这种负的外部经济并不能有效地在受益部门内部化,从而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出现明显的市场失灵。这就要求完善相关法律,引入政府干预,利用政府职能的强制性特征使外部经济内部化(比如增加环境税等),让经济主体(出口商、地产开发商、煤矿主等)的经济决策重新回归理性的轨道。使国民经济步入均衡发展的轨道。
    GDP崇拜、片面追求政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了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对发展地方经济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片面的GDP崇拜是断然不可取的。过分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不仅会造成如上所述的环境问题,而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可能造成劳动者实际福利水平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由此造成的负的外部经济,不仅要由我们,甚至要由我们的后人一代代承担下去。
    地方政府往往把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换,当作一届政府任期内的目标。很多地方兴办高新科技园招商引资,扩大就业。但是为了短期见效,多半创建一些简单的加工型企业,不愿意承担技术创新的成本。其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能够在短期内增加地方产值,吸纳社会富余劳动人员。然而由于没有技术优势,不可能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为了生存,这些企业只能采取拼价格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从资源的供求看,自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成本不可能无限制地下调,而技术进步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压低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和国家政策打擦边球,降低劳动者社会福利待遇。
    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对政府职能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中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为了迁就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有时会采取漠视的态度,造成劳动者福利状况的恶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难以得到真正落实。劳动者权益不仅包括他们参加劳动,获得社会分配的权利,而且包括他们有一天丧失劳动能力,仍然能够获得社会保障,维持生计的权利。如果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如此造成的负的外部经济不仅会体现在当代,而且会传导至下一代身上。目前社保基金账户亏空严重,由于企业只图自我发展,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当期社保基金缴存额不足,而老龄化的进程又增大了养老金支出负担。其负的外部经济不仅体现在现在的劳动者为政府的高速经济增长目标承担不必要的福利损失,而且必然影响至未来若干年,让我们的后人替我们的经济发展承担他们本不应该承担的成本。
    从外部经济理论出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向技术密集过度,政府必须改变自己的职能,从经济发展的片面倡导者转变为劳动者利益的保护着,从单一追求GDP数字增长转变为下大力气提高劳动者实际福利水平,寻求均衡增长模式。只有通过政府的职能转变,法制体系的完善,才能有效地遏制我们经济发展中的负的外部经济,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保证全体劳动者真正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导致金融领域大量不良资产积累
    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金融业承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各大国有银行以及他们的省、地支行25年来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资金供给。然而数十年来,国有银行却积累下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某些银行的不良资产回收率还不到10%。国家相继成立四个不良资产处置公司解决这一问题,将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实际的损失不可能完全消除,毕竟还是要由国家财政负担,最终的成本承受者必然是全体国民。这也是一个负的外部经济的例子。不良资产的出现,来自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决策失误,然而由于经济主体的缺失,这样的决策失误成本只能由其他经济部门承担。
    我们可以仔细回忆一下不良资产的产生过程,地方国有银行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冲动,同时由于金融业市场化的不彻底,导致行政命令替代银行信贷风险的评估机制,甚至出现地方银行倒逼央行的不合理现象,信贷总量得不到有效控制。数次经济过热的出现都伴随着信贷规模的不合理扩张。
    货币是社会经济有效需求的载体,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信贷的不合理投放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导致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不良信贷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从外部经济的理论出发分析这种现象,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种种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导致地方生产部门的负的外部经济没有有效内部化,地方政府和生产部门并不承担其经济行为决策失误的损失,而将这一成本转嫁给国有商业银行。我们已经加入WTO,金融业的完全开放只是时间问题。银行信贷业务应该遵从其内在的市场规律,由市场供求关系去决定货币资金的流向。我们应该提倡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为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牺牲国家的金融稳定。否则在金融业开放的环境中,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经济成果也会在突发的经济危机中化为乌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从环境问题、劳动者权益、政府职能、金融稳定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负的外部经济的存在。负的外部经济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造成市场失灵,给全社会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负担。我们应该坚持均衡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市场规律,使外部经济内部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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