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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浙南经济_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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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年09月05日 08:13:12

转型中的浙南经济

——从温州看浙南的转型与发展
■  李敏/文
 
    题记:浙南地区的温州、台州、丽水3个地级市是浙江省的重要一翼,也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浙南地区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切实发挥连接长江三角洲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经济逐渐走出前几年的困境,社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什么是浙南模式
    浙南,指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丽水3个地级市,包括临海、龙泉、瑞安、温岭、乐清5个县级市和苍南、洞头、缙云、景宁、平阳、青田、庆元、三门、遂昌、松阳、泰顺、天台、文成、仙居、永嘉、玉环、云和、宁海、象山19县。该区域中心城市为温州。
      该地区多山陵,与浙北大平原相比,浙南只有一些零星的小平原,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境内最大的河流是瓯江,三大平原分别是温黄平原、温瑞平原、柳市平原。从农业类型看,浙南的山区以林业为主,东部沿海地区有较为发达的小麦水稻种植业。
浙南民营经济活跃,其独创的“温州模式”和“台州模式”在该区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上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出现了浙南、浙北两种发展模式。浙南以温州模式为范本,形成了来势汹汹的个体私营经济大潮。主要发生地在温州、义乌、台州,其特点是建立有形市场,在全国形成销售网,出现了千家万户闯市场的局面。其产品特点主要是廉价日用品,产品小但量大,并伴随假、冒、伪、劣的特点。同一时期的浙北地区,则基本上走的是“苏南模式”,大力发展乡镇集体经济,并大打“上海经济合作区”的牌子,借助上海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实现了经济的起步。尽管当时浙江经济南、北不同,但在全国经济处在“短缺时期”,两地经济基本在同一时期完成了原始积累。
      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及私家车的兴起,如今的温州市区交通拥堵不堪,但不少人仍进行“只争朝夕”式的超车,交通秩序也在这种“见缝插针”中越来越堵。对此,当地一位学者说道:“交通堵塞不是温州所独有的。但在温州,这种表象的背后,却体现了温州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温州人勤劳,敢拼,吃得起苦。这是地少人多、环境艰难,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形成的地域性格,这是温州生意人遍满全球的原因,这种生存逼出来的商业冲动,天然就有缺陷。”
      纵观温州30多年改革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人“爱炒”的习性,其实脱胎于其一直以来“只要有钱赚就好”的浓郁“重商意识”,这一意识也使出身草根的温州人学得一身善于利用模糊灰色地带顺势变通的“本领”。如今很少有人知道,温州市场经济萌生的最初土壤是走私。1980年前后,走私在温州蔚然成风,直到1981年走私被彻底打击。
      进入1990年代,“中国制造”迎来黄金期,拥有先发优势的浙南成了一个昼夜不分的大工厂,制造业的高利润令温州人无暇旁顾,他们利用“小商品、大市场”,将每一点优势都发挥到极致,如潮水般迅速蚕食了国内外的市场份额。但也不时会露出“小尾巴”,比如模仿和山寨,对坚韧持久的研发与技术进步缺乏足够的耐心,以及没有底线的价格肉搏战。
      以温州为例,有专家认为,温州人全民言商的浓郁重商意识,在商品生产的萌动初期是可贵的觉悟,并具有对更广大人群的启蒙价值。但在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必然会显现出其固有的两面性,稍一失控就意味着对制度的不尊重和对商业规则的漠视,演变成短视投机的商业机会主义和商业利润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
      事实上,这一负面效应已经显现。到了新世纪,当传统制造业利润日薄,原本就“实业精神”不足的温州人渐渐意兴阑珊,转而左冲右突追逐各种新兴的资产标的,制造业被浮躁的老板们变为“融资平台”,目的只有一个——赢得更巨量的财富。在这样的追逐中,资本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曾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温州模式”疲态尽显,并引发了前几年全国的民间信贷危机。
      专家认为,“温州模式”之所以最终被认同,是因为经过不同的实践及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促使资源配置的优化,加速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实践对促使人们转变观念,接受和发展市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透过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南模式遇瓶颈
时至今日,对发生于2011年春夏之交的民间金融危机,浙南人仍然心有余悸。在这场因“炒钱”而起的危机中,大批老板“跑路”,甚至自杀身亡,在当地3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一道阴郁的疤痕。“祸根”其实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即已埋下。随着国家一系列救市政策随即出台,面对超级宽松信贷政策端出的“资本盛宴”,一贯以灵敏著称的浙南人自然不甘人后,纷纷利用便宜的银行资金,甩开膀子跳入多元化的滚滚热潮中,或挥师房地产开发,或杀入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
      然而擅长短线投资的浙南商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次,国家的政策比他们还要“短线”。2010年后,通胀之虎出笼,货币政策转向紧缩,银行贷款瞬间“急刹车”。猝不及防的温州老板们为填补“扩张冲动”形成的资金窟窿,被迫转向民间借贷,以钱生钱的“炒钱”游戏随即上演。一时间,企业、普通百姓、地下钱庄,甚至政府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纷纷加入放贷阵营,“全民狂欢”。在以高利息维系的民间借贷刀尖上舞蹈,注定难逃一劫。更让他们难以想到的是,这次危机对于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竟然如此长远,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消除……
      专家认为,30多年的发展表明,浙南模式的发展整体上推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了明显的缺点与不足。
      一是企业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温州经济在较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出现了各种各样非正规的或地下的金融机构组织和活动。民营企业透过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高,风险大,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温州企业大多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谋求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加快自己的发展。不改变这种情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
      二是企业主整体素质不高。“浙南模式”吸引大量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但这些温州早期创业的老板大多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准低。在“浙南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而在全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以及市场越来越对外开放,早期创业的老板只有不断提高知识水准及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
      三是家族企业存在局限性。“浙南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虽然家族企业有其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形成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老板大多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作,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或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些是当地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对家族企业不能全盘否定,但温州的企业制度仍需要创新,应该学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是温州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较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受企业规模小、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比较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比较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温州本地已经越来越重视高新技术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水平逐年提高,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过度信贷乃祸源
温州经济具有民营企业为主、小微企业占比较多的特征。高度市场化下的温州经济充满活力,改革开放后成就了传奇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典型的“小政府”模式,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对经济干涉少,民营经济发达并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从工业数据来看,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比不足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均工业增加值仅2000余万元。
      但民营经济占主导的局面也有如下劣势:首先是政府缺位。公共投资不足,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程度不匹配,“看得见的手”未能发挥应有的市场调节作用。其次是影响城市竞争力。温州藏富于民,居民收入水平较高,导致市中心房价较高,住房均价每平方米最高时候可达4万元,接近一线城市房价水平,这对人才流入起到抑制作用,影响实体产业技术改造升级进程。再其次是企业家族式管理。家族式管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封闭、排外,科技投入不足,经营不透明,离现代公司治理尚有一定差距,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扩张能力、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掣肘企业发展壮大。
      如今来看,民间融资过度泛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温州早期的发展受益于此,近期的阵痛也是缘于此。仔细观察近十多年温州经济的发展,与历史上诸多的信贷危机一样,都踏着“吹起泡沫,刺破泡沫”同样的韵脚,经历了一部民间信用发展、鼎盛、破灭、阵痛的过程,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具体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快速发展期(2002-2007年)。温州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2002-2007年间,温州经济同比增速大约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民间借贷深度参与。短期贷款到期时,离新贷款发放有几个时间差,借款人往往先通过民间过桥借款来偿还贷款,然后再接着从银行贷出钱还给民间贷款人,从而产生繁荣的民间借贷。当时的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参与规模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二是危机酝酿期(2008-2011年)。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大规模刺激经济,大量资金流向了包括浙江在内的经济发达、信用较好地区。银行业过度竞争,为了完成信贷投放任务,银行不得不降低放贷标准,原先应用于农户领域的互保联保用于中小企业贷款。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利润远小于固定资产升值带来的利润,过度信贷使企业获得的借款超过主业所需,资金流向省内外的房地产、矿产等投机性领域,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而一旦银行银根紧缩,便蕴含巨大流动性风险。
      三是危机爆发期(2011-2014年)。2010年和2011年的房地产调控和收缩银根使银行信贷投放趋于谨慎。2011年9月开始,以温州信泰集团等企业负责人跑路和少数企业老板跳楼为标志的温州市企业信用风险大面积爆发,之后以圈层的形式递进,逐步发展为以企业资金链断裂、信贷担保链困局为特征的区域性金融风险。2012-2014年,大量企业倒闭,民间借贷危机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温州银行业不良率从2011年6月末的0.36%激增至2014年4月末的4%以上,当地银行机构出现亏损,回吐往年利润。
      从某种方面来看,温州是我国经济的缩影,甚至是提前演绎。一方面,两者均面临经济转型升级困难、产业空心化的难题。另一方面,温州在过度信贷后遭遇债务危机,目前市场对全国仍有债务担忧。温州信贷危机给予我国经济的启示有如下四点:
      警惕产业空心化,正确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流向。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虚拟经济的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一方面将挤压实体经济空间,另一方面当泡沫破灭时将带来惨痛的后果。其中,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价格上升,使资本脱实就虚,是产业空心化的根本诱因,因此货币总量控制极为重要。
      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出路。一方面,政府应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另一方面,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将科技与资本密切结合,发挥雄厚资本的优势,推动科技产业化、市场化。
      用合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在没有法律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蕴含巨大风险,常常伴随着高利、暴力等现象。须将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监督民间借贷行为,做好风险预先防范。
      鼓励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差异化道路上做文章。温州流动性危机的产生是由于金融过剩而不是金融短缺。银根宽松时金融机构在温州进行同质化的低效率放贷竞争,最终银根收紧时造成企业资金链和担保链的断裂。金融体制应当鼓励金融服务差异化,在鼓励创新金融上做文章,设计出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
人的升级是关键
危机爆发后,浙南各地政府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当地经济出现缓慢复苏的迹象。今年上半年,温州市实现生产总值2142亿元,同比增长8.2%,比去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高于上半年全省7.7%的平均增速0.5个百分点,增速在全省位列第三。台州实现生产总值1665.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2%。其中,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4%,超过六成。丽水市实现生产总值501.7亿元,同比增长7.1%,高于去年的6.4%。
      虽然今年上半年浙南3市的经济增速有所反弹,但并不稳定,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温州实现生产总值863.7亿元,同比增长6.9%。这一“成绩单”与同为浙江三大经济中心城市的杭州、宁波相比,差距不小,前者是1998.22亿元、8.7%,后者是1555.3亿元、9.2%,经济增速甚至低于浙江的8.2%和全国的7%。这意味着经历了4年前民间金融危机的温州,仍然在负重前行。
对此,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认为,目前温州可以说已走出“低谷”,但还不能说走出“困境”,至少还需2-3年。但他同时表示,温州金融风险消除之日,就是温州实现赶超发展之时,温州的赶超发展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绝望悲观,温州有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和占据浙商1/3的温商群体,这是任何地市都不能比拟的。因此大环境越是下滑,对温州越有利,因为温州人就善于在困境下打拼、创业。只要齐心协力,温州还是有希望的。
      在声名远扬的“温州模式”中,以敢为天下先著称的“温州人”是最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是推动温州发展独一无二的底牌,关于温州民营经济的率先崛起、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的解读,也都无一例外要回归于思想的解放。但让外界困惑的是,正是这群被公认为中国最勤奋、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在不断施展财技和制造商业神话的同时,也屡屡“挖坑”将自己置身于险境与困境,最近一次就是2011年的温州民间金融危机。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他们是一群能力超群的“建设者”,同时也暗藏着破坏力巨大的能量。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全民言商、人人做老板”的“重商意识”赋予了温州人的两面性:一方面使温州人紧跟市场的信号灯,善于捕捉机遇;另一方面也让短视投机的商业机会主义和商业利润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温州的成功源于此,后劲不足也与此密不可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人’的升级,也就是如何从‘商人’向‘企业家’转型。”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表示,“温州的烦恼其实是当下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困局的缩影。当下温州人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实现从‘商人思维’向‘企业家思维’、从‘商业精神’向‘工匠精神’的跨越。”
      对此,温州市委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温州更多的企业主始终局限于生意人角色。有的企业主把“暴发”当作常态,对高风险置若罔闻,盲目追求扩张;也有一些企业主不顾企业实际而盲目谋求多元化经营。最近的30余年来,温州正经历第二轮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急速转型,但人还是农耕时代的人,制度也还带着农耕时代的浓重痕迹,农耕文明的思维依然起着主导作用。
为吸引更多外地人才来温州创业,温州市最近推出了人才新政,提出要通过1年左右时间打造省级“千人计划”产业园,力争在2017年7月实现挂牌。实施方案分为引才渠道、人才政策、平台建设、优化环境等7个板块内容,共有32条具体举措。通过组建浙南科技城招才组引才,运用市场化机制引才、动员高校聚才等途径,今年力争引进省外“国千”10人左右。制定出台高中低配套的浙南科技城人才新政,其中地方配套奖励最高增幅达到20%。同时,为优质的“千人计划”专家项目提供200-2000平方米工作场地3年免租优惠政策或优先供地。组建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服务联盟,为园区“千人计划”专家配备“店小二”,提供创业创新、生产生活的全过程服务链。
      专家认为,温州最大的优势在于雄厚的民间资本,能否利用好这一优势是未来温州模式成败的关键。截至2016年2月末,温州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近9600亿元。温州在区位、人才、技术方面都无明显优势,在本地做实体投资有一定天花板。此外,温州市场化程度高,体制优势依然十分明显。未来温州民间资本或有两条出路:一是个别优秀企业将率先进行技术升级转型,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但大批量中小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是不现实的。二是众多的资本可以从事资本投资,通过专业的资本管理机构,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和新兴产业投资,从“投机”向“投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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