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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底随迁就读 关注留守儿童_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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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年11月28日 09:11:42

摸底随迁就读 关注留守儿童

解读各地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调查报告
□ 本报记者  钟蓝/文

        最近,多地统计部门就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情况展开专项调查。随着一份份调查报告相继面世,记者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既看到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状况大有改善,也感到农民工群体培育后代艰辛不易,更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养育问题而忧虑。下面,让我们走近这些“接地气”的民生数据,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探究其窘迫和艰难。
哪些因素影响子女随迁就读
    我国现有外出农民工1.66亿人。其学龄子女受教育形式主要为:跟随父母在务工地就读,或留在家乡上学。从部分地区完成的抽样调查报告看,子女随迁就读农民工占受访者的比重为:安徽52.37%,河南51.8%,河北45.3%,湖南43.7%,湖北43%,重庆36.4%……尽管地区不同比重各异,但报告给出的诸多数据有助于我们厘清影响农民工子女随迁就读的关联因素。
    其一,输入、输出地经济发达程度。记者注意到,农民工输出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子女随迁率,边远地区明显偏低。例如,内蒙古自治区82.9%的农牧民工选择在区内就近从业,因而大部分农民工子女留乡上学,随迁就读比例仅为20.8%。贵州的随迁就读比重约为10%。相比之下,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作为农民工输入地,随迁就读比重则较高。广州76%的受访者子女全部随迁就读,4%的人子女部分随迁就读。西安的随迁就读比例为74.6%。外来务工者较集中的广东中山市随迁就读比达64.4%。
    其二,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受访者大多认同,让子女在务工地接受教育,不仅能分享良好的城市教育资源,而且便于督促孩子学习。以此为由随迁就读者,河南占66.7%,河北占64.9%,重庆占53.4%,安徽占50.3%。在外来农民工聚集的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尤其吸引农民工子女随迁就读。为谋求“子女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主动随迁的,成都占85.7%,南京占77%,西安占45.5%。广州、东莞均有七成以上受访者表示,子女教育问题直接影响自己对务工地的选择。
    其三,务工地的教育环境及接纳政策。目前各地对随迁子女入学的限制政策和教育资源不等,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情况也有差异。但以下三项指标能大致反映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现状:从已在务工地建立学籍的占比看,河南87.4%,安徽85.0%,内蒙古84.4%,河北75.3%,湖北75.1%;从就读公办学校的占比看,内蒙古92.4%,河南91.2%,安徽87.9%,重庆83.0%,湖北72.2%,河北58.4%;从拟在务工地参加高考的比例看,湖南80.6%,安徽78.2%,内蒙古76.7%,河南70.5%,湖北58.3%。
    其四,随迁子女的教育及生活花销。农民工子女能否随迁就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务工地教育和生活费用的高低。据各地农民工反映,当前随迁就读每年人均教育及生活花费,比在家乡接受同等教育大得多:安徽8407元,明显偏高;湖南7937元,高出58.3%;河南义务教育4448元、高中5574元,分别高164%和73%;湖北义务教育6397元、高中10533元,分别高86%和49%;内蒙古7702元,高出一成。46.6%的重庆受访者也有同感。
    随迁子女的教育成本高,在外来农民工扎堆的城市尤为突出。以广东东莞市为例,72.4%的随迁子女就读民办学校,每人年均教育费用约7400元,比当地公办学校高一倍多。在南京就读的随迁子女平均花销5870元,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比家乡高一倍多,并有35%的人感到负担过重难以承受。在成都随迁就读高中平均花销18000元,也比家乡高出49.6%。
    其五,农民工收入水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花销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关系到农民工的承受力。调查显示,贵州约占10%-20%,湖北占11.0%,内蒙古占18%。此外,在东莞就读民办学校的花费,约占45.6%受访者家庭收入的一至三成,约占20.7%受访者家庭收入的三四成;在广州就读的教育费用,约占33.7%受访者家庭收入的五成以上,约占52.5%受访者家庭收入的二至五成;在成都就读高中的费用约占家庭收入的20%-40%;在西安就读的费用约占家庭收入的15.8%……由于随迁子女教育费用高、负担重,感到“有点不能承受”或“难以承受”者,重庆占29.6%,南京占35%,成都占26.5%,广州占16.3%。
    正因为经济能力不济,部分农民工对“子女随迁”望而却步。调查中,以“家庭无力承担随迁子女的生活和教育支出”为由将子女留乡的农民工,安徽占18%,河北占21.6%,湖北占21.9%,重庆占29.4%,成都外来农民工占51.3%,广州外来农民工占54.2%。可见,收入水平直接关乎子女能否随迁就读,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湖南的调查数据已经作出最好的诠释。在43.7%的随迁就读率背后,记者找到一组对比数据:子女留守的农民工家庭年均收入为48183元,比子女随迁家庭少16632元,低25.7%。按当地测算的随迁教育花费年均7937元计算,这个收入差额足够供养两名子女随迁就读。这便是低收入家庭更倾向于让子女留守的真相与无奈,也是多数农民工进城首选生活成本适中的地级城市的动因。
随迁子女就读仍有烦恼
    近年来各地政府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政策保障、增加投入、开发资源、降低门槛、扩大招生、积分排队等等,可谓多措并举,对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成效显著,但尚未尽如人意。记者注意到,各地反映的随迁就读难题虽各有侧重,但总体看共性问题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制度性障碍仍是随迁就读的绊脚石。部分地区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带有歧视性,存在入学门槛偏高、入学限制条件较多、办理手续繁杂等问题,教育公平原则未落到实处。有的城市规定随迁子女只能上普通中学。多地农民工均反映,随迁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必须缴纳昂贵的“插班费”、“赞助费”、“借读费”、“共建费”等。河北41.6%的随迁子女由于各种原因被公办学校拒之门外,不得不选择民办学校。更有受访者直指深圳规定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必须“五证”(即结婚证、健康证、出生证、结扎证、房产证)俱全的政策不合理、太苛刻。农民工根本无法搞到“房产证”,只能“望校兴叹”。
    ——资源不足,设置隐性门槛。城市化进程加快,随迁子女呈数量增多、分布集中、情况复杂等特点,随迁子女就读的教育需求与城市现有教育资源供给矛盾加剧,表现为学位缺口较大、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颇具代表性的是农民工密度极高的广东东莞。据悉,2013-2014学年,东莞共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68万人,占全市义务教育在校生总量的八成,约为当地户籍学生的3.8倍。公办中小学拿出半数学位接纳随迁子女,市镇财政全年支出18.5亿元,也仅能解决15.45万随迁子女免费教育问题。这正是东莞72.4%的受访者被迫付出双倍代价让子女就读民办学校的症结。
    僧多粥少,供不应求,已成为大都市限制随迁子女就读的通病,自然难免歧视性“土政策”、“玻璃门”,以及名目繁多的变相加价收费等附加条件。据了解,在西安,47.6%的随迁子女入学时交过“门槛费”(建设、赞助费等)。湖南两成受访者过去一年内交过借读费、赞助费等,人均支付2402元。
    ——教育费用较高,经济负担过重。据统计,2013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3.13万元。以此经济能力供养随迁子女就读,在多地皆有难度。几乎所有调查报告都反映,随迁子女就读费用过高,不少家庭深感压力较大。受访者子女若能顺利进入公办学校,家庭经济尚可承受,否则,会不堪重负。例如,公办学校炙手可热的广州,受访者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有66.3%就读于民办学校。问及为何放弃条件好的公办教育,竟有66.7%的人表示主要是交不起借读费。而子女就读民办高中的受访者也有33.3%的人因无力支付择校费而放弃了公办学校。对于子女在广州的教育花销,55.0%的受访者“有压力,只能勉强负担”,16.3%的人“难以支撑”。
    经济压力让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更为不堪。子女大多留乡读书的贵州受访者普遍表示,交不起随迁就读教育费;为数不多的已随迁受访者也感觉经济压力过大。显而易见,随迁子女的教育消费成了农民工家庭的“大包袱”。
    ——异地高考受限,高中难续读。让随迁子女在务工地参加高考,并由此改变命运,这是众多农民工煞费苦心培育子女的终极目的。然而,受高考政策制约,许多随迁子女无法就地报考、不能续读高中,甚至处于异地、回乡报考“两难”境地;即使部分地区网开一面,就读公办高中也是难上加难。今年东莞市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比例高达6.5∶1,竞争激烈可见一斑。据悉,山东外出农民工的子女81.7%仍留守农村。一是因为随迁就读受限多多,平均缴纳赞助费、借读费、择校费等额外费用约1426元;二是高中阶段因高考限制,大多还得回乡上学。对此,各地受访者都期盼早日取消异地高考限制,让子女享有与城镇学生平等的教育机会。
    ——家长对相关教育政策认知度低。辽宁锦州对随迁子女就读高中的农民工进行调查时,家长几乎全部打算让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却有66.67%的人并不了解高考的限制性政策。其实,盲目乐观、一厢情愿的远不止于锦州农民工。对务工地随迁子女教育方面的政策不了解或一知半解的,安徽接近半数,广州有六成多,内蒙古占到65.2%……政策盲区如此之大,令人咋舌。这与家长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终日忙于生计、与校方沟通欠缺、对子女教育重视不够等不无关系;务工地教育部门的政策宣讲不到位也难脱其责。
留守儿童教育不容忽视
    此次专项调查汇集的留守儿童成长环境和教育问题,同样引起记者极大关注。留乡就读子女的教育是外出农民工最大的牵挂。现实中留守儿童监护缺“力”、生活缺“爱”、学习缺“教”、行为缺“导”的问题却令人担忧。
    其一,对留守儿童疏于监护教育。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多为单亲养育或由老人监管。来自福建的调查显示,双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占79.3%,其中,84.8%由祖父母监护。吉林的实地调查结果则为,75%以上的留守儿童靠单亲或祖辈监护。广东茂名92%的留守儿童,其监护人文化程度为小学或文盲。由于监护人文化程度较低、精力能力有限、管教方式简单,特别是祖父母隔代溺爱、“重养轻教”,导致留守儿童大多学习基础较差、成绩欠佳。例如,福建某村七成以上的留守儿童课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或上网。河北魏县反映的情况也类似:对留守儿童监管不到位,这些孩子往往学习不主动、成绩滞后。
    其二,缺失双亲关爱,心理问题凸显。父母关爱长期缺位,对孩子心理成长极为不利。吉林受访的留守儿童父母八成以上每月仅与孩子联系一次,无法经常给予孩子应有的关爱和交流。亲情需求缺失,导致留守儿童过早承受各种社会压力,易于自卑封闭,逆反心理严重。此外,隔代教育软弱无力,监护人一味满足孩子物质需求,缺乏精神关注,加之娇宠溺爱、疏于管教,造成大多数留守儿童性格扭曲,心理失衡,有些人甚至误入歧途。
    其三,农村教育日趋萎缩。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农村留守儿童“此消彼涨”,一些地区农村生源渐少,乡村学校被撤并,留守儿童上学越发不便。湖南龙山县红岩镇银山村的小学生要到十多里外的下比寨片区小学去读书,五六年级要到离村二十多里的水田乡或茨岩镇去就读。河北农民工受访者也反映,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后,许多孩子都需要祖父母远途接送上学,如遇雨雪天气接送更加困难。看来,在重视随迁子女教育的同时,还需兼顾发展农村教育,应全面提升软硬件水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农民工子女量大面广,其教育问题不只是家庭私事,更是社会重任、国家大计。及早解决上述问题,关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家未来,理当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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