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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乡村医生调研手记(上)_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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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年04月17日 08:41:44

吉安县乡村医生调研手记(上)

■  芦伟华 邓恢萌/文   

    春雨绵绵的三月,笔者在江西省吉安县永阳镇行走,这里的农村非常整洁,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只有来往的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便捷的交通以及加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区别越来越小,这是时代的进步。此行的目的是调研乡村医生,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面临的矛盾、困惑和期盼都带有时代烙印,而关于它的思考也需要用时代发展的坐标体系作参考。
    王春兰的回忆
    王海瑞,曾是泰和县陇背村的一名赤脚医生,2014年春天去世。他的女儿王春兰,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下了一段回忆。
    “70年代,村里搞集体经济,父亲是村里的卫生员。那时农村卫生状况极差,生病的人特别多,多半是病手、病脚、身上长疮等常见病。平时父亲下班也是背着药箱回家,主要是为了方便病人晚上到家里来看诊,有时候还要半夜出急诊。那时医疗条件有限,大家都没钱打针吃药。父亲只能抽时间采挖中草药补充治疗。”
    “我家附近有一个池塘,池塘的进水口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石头中间略凹陷,父亲找了一块一斤重的长条石头作杵,这里就成了父亲加工草药的工作坊。在母亲忙着做晚饭的时候,父亲就在这池塘边捣草药,把草药捣碎成糊状外敷,这至少要耗费父亲一个小时,都忙完了父亲才回家。”
    “父亲的草药疗效还不错,轻一点的患者一个星期基本上就能痊愈了。但是病情重一点的要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好。夏天的蚊虫特别多,父亲却从未因为这样就怠慢了病人,坚持凡事亲力亲为。父亲给人看病不收钱,有些病人心里过意不去,从家里拿了鸡蛋来表示感谢,可是父亲从来不肯收下。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哪里有病人需要父亲就去哪里。”
    王春兰的回忆里装满了对父亲的深深怀念,而我们则对那个苦难年代的村医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特殊产物,它的诞生既顺应着时代的需求,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医疗卫生条件极其简陋的年代,群众也能就得了医,看得起病,表面看,得益于赤脚医生那种扎根于基层的平民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拳拳之心。深层次看,则是政府充分履行了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职责,给予赤脚医生与其身份、工作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安其身心,遂利万民。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巩固和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原本的政治依托也消失殆尽。2004年1月1日起,《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对于乡村医生来说,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基药制度下的肖金松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药制度的实施受到了村民的普遍好评。吉安县基本药物在基层的销售价格较制度实施前下降了约25%。同时,新农合报销比例明显上升,乡卫生院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甚至高达95%。新医改让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肖金松的村卫生所坐落在老街上,是自家盖的两层小楼,一楼经营,二楼自住。大门口挂了一个蓝色牌子,上面写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单位永阳镇长湖村卫生所”。柜台呈L形,摆放在临近门口的位置,里面只有为数不多的药,都是常用药、便宜药。基本药物不赚钱,她是明白的,但病人少,每年3000元额度的基本药物都用不完。
    上世纪70年代吉安县搞医疗队,把肖金松借调过去,那个时代对她来说,无疑是值得夸耀的,“我剥一个白内障5分钟,除疝气3分钟。狂犬病、心肺复苏抢救这些都经历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年岁的增长,她的骄傲正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基药制度下的落寞。
    “执行基药制度以后收入下降了,降了差不多1/3。这里距离乡卫生院不到一公里,而且街上还有好多药店、诊所,不下20家。我这都是基药,不像有的药店会造假。比如说你要买一种非基药,他就在电脑上打基药的名字,他自己得不到什么利益,但可以招揽生意,人家愿意来。十年前开药店的指标很难搞到,一般人都批不到,而且开了药店就不能开诊所。现在外地人都到这里来开药店,结果我们没饭吃。”
    基药制度对于肖金松的影响主要是收入下降,而另一些病人和更多的村医则有其他反映:“基药没有十年前管用了,药效不好,以前看一次病,用基药两天就好,现在要三四天,主要是药的质量下降了。一瓶盐水以前是3块钱,现在国家招标是1块钱。药商根本赚不到钱,只能把里面的药物成分减少,药效自然就低了。另外,全部使用基药没办法看病。有的病人以前习惯用药就是非基药,比如感冒就吃快克,现在给他用基药治疗需要的时间更长。病人发牢骚说怎么过了两三天还不好,没办法,只能让他自己去药店买非基药。”
    长达1个多小时的攀谈中,肖金松的村卫生所没有来过一个病人,她一再说是因为自己没本事,认命,而在她眼里,“有本事”的那些人恰恰是基药制度的“钻空者”。任何问题,一旦与利益挂钩,就会变成世界级难题。对于这些行为,卫生部门负有监管责任,但这种监管往往有心无力,而且无的放矢,缺乏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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